Calvin & Servetus (III)
看起来，加尔文似乎因为塞尔维特的冒犯怀恨在心，出于私心加害于塞尔维特。
首先，加尔文曾为了一己之私向天主教告密，告发了塞尔维特。在加尔文的授意之下，Guillaume Trie 向他在里昂的信天主教的亲戚 Antoine Arneys 透露塞尔维特是 Restitutio 的作者。由于塞尔维特拒不承认，里昂宗教裁判所的 Ory 向 Arneys 要求更多的证据，于是 Arneys 向他在日内瓦的亲戚请求。
特里给阿尼的第二封信无疑是加尔文口授的，是一个伪善的杰作. . . . . . 特里把他所能找到的最机密的材料——塞维特斯的亲笔信和那书的部分手稿送给他的表兄弟。现在，对异端采取严厉措施的人就可以很快行动了。特里从来没有和塞维特斯通过信，那么特里怎能掌握这些信呢？事情至此已无可掩盖。我们一定要把躲在幕后的加尔文揪到光天化日下来。
其次，是因为加尔文的直接参与，才导致了塞尔维特的被捕。
第三，当塞尔维特在日内瓦受审时，法国曾要求将塞尔维特引渡回 Vienne，但被加尔文拒绝了。
就日内瓦考虑，市行政会只要批准引渡，令人厌倦的塞维特斯事件就可以了结。因为几世纪以来，对独立的思想家判罪烧死所引起的公愤都归于天主教宗教法庭了。但加尔文反对引渡。对他说来，塞维特斯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目的，借助于他，他可以不容置疑地表明他自己的教义不可侵犯。塞维特斯将是一个象征，而不是一个人。因此，那法国密使只得怏怏回国。新教独裁者打算把审讯置于他的权限下进行，这样，所有的人就会相信，反对加尔文大师将会有何等的灾祸。
可是相反地，加尔文说：“我唯一的回答是，我从来不对他有个人的恶意”；茨威格肯定说：“那是真的”。
对此，我们的回答是，针对塞尔维特个人，加尔文没有任何恶意，加尔文憎恶塞尔维特所犯下的亵渎的罪。加尔文的目的并不是消灭塞尔维特，而是改正塞尔维特的错误，他唯一所希望的，就是塞尔维特能够悔改，“如果他悔改，决不会受到任何严惩”，“如果他能像 Gentilis 那样悔改就好了！”因此，在塞尔维特事件中，加尔文对事而不对人。
对于第一点，答复是：这是不能证实的指控，是没有证据的阴谋论。我们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认为，是加尔文授意 Trie 写信给他天主教的亲戚。Trechsel 指出这是完全无法证明的；对加尔文的看法并不正面的 Dyer 也认为这样的看法是没有证据的。我们无法证实加尔文主动地向 Arneys 泄露了消息，无法证实 Trie 是在加尔文的教唆之下才给自己亲戚书写家信。另一方面，在里昂，是由于 Arneys 首先主动地向当地的司法机构公开他与 Trie 之间的私人通信，引发了司法机关的立案调查。而关于加尔文后来提供的“黑材料”，事实是塞尔维特早已在其 Restitutio 一书中，未经加尔文许可，将他们之间的三十通书信公诸于众。并且，加尔文并不愿意公开这些材料，他之所以最终同意出具这些早已公开文件的原件，一方面是出于朋友的再三恳求，使自己的朋友不因为法庭上嫌犯怯懦的谎言(塞尔维特在法庭上撒谎否认自己是这些著作的作者)而受到伤害，洗清朋友诬告的嫌疑，另一方面也是应允司法机关核实工作对相关物证的合理请求。加尔文被动地提供了这些已经公开的文件，而不是秘密，揭穿了塞尔维特在法官面前公然的谎言。
关于第二点，答复是：加尔文并非出于私心，而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维护。Schaff 告诉我们，“理所当然地，这不是出于个人的恶意，也决非其他自私的原因”。Schaff 指出，加尔文这样做只会使加尔文在日内瓦摇摇欲坠的处境更为险恶，给当时掌权的放荡党人击败他的机会。瑞士改教家 Œcolampadius 早已指出塞尔维特是一个危险的异端，并且法国的宗教法庭也认定了塞尔维特的犯罪事实。加尔文认为塞尔维特会在日内瓦散布邪说，严重影响公共秩序，因此，为了教义的纯净和教会的纪律，他只能不顾及个人得失地向日内瓦当局报案，希望使塞尔维特认罪悔改，或者受到应得的惩罚。(请参前文：8 Apr. 2006)
至于第三点，答复是：拒绝引渡是出于塞尔维特本人的要求，也是当时日内瓦的惯例。当时越狱出逃的塞尔维特已在法国被判处死刑，他自知引渡回去以后死路一条。当专案组征求他本人意见时，塞尔维特本人拒绝接受引渡。并且，日内瓦的议会拒绝引渡塞尔维特，也是由于其他类似案件的惯例。这里没有看到有加尔文的参与。
Reference and links:
- Friedrich TRECHEL, Michael Servet und seine Vorgaenger, Heidelberg, 1839.
- Thomas H. DYER, The Life of John Calvin, London (John Murray), 185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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